风中摇曳的星光（三）

易水汤汤

6. 19岁那年的夏天，闲在家里，等着高二学年的开学。家里的田地，小麦已收，就在晒麦的场地卖给收粮的小贩，价钱比粮站稍低一点，省得折腾 。晒麦最怕来场雷阵雨，把人忙得够呛，只盼天公作美，晒几个太阳好卖出去。刚开始，我家有 两块地，五、六亩多点。毎到大忙时节，在家的我总会下田帮忙，做力所能及的活，我也长的瘦弱，家里就三口人。自打有收割机作业，两季的收割才轻松许多。稻谷收下来，一般作为一家人一年的口粮，若有富余，可以卖掉几袋。以前我家收稻晒干后，装进水泥船（几家合一条，队里的），父亲沿河一路撑到靠家的码头，再一担一担往家里垒好的“脊子”里倒，完全是力气活。以往是父亲挑起重担，后来是我接过来。我咬牙坚持，从船上上到码头，走一段三十多米的巷道，再踏上我家的大门台阶，大门即厨房，当年土夯的高，负重走步，辛苦自不必说。 后来由于父亲的年岁增加，身体是每况愈下，家里又没有条件，去大城市的医院好好的检查治疗 。田越来越种起来吃力，家里把一块田让别的农户带种，收成时给个两三百就行。这样劳作的强度小多了，加上国家取消了农业的赋税，且对粮食种子有补贴，家里的日子逐渐好起来。当然单靠种田是改善不了生活的，忙前忙后也只落了个口粮。 记不太清母亲是哪年去厂里打工的，她廋小的身影，倔强的努力的为家操劳着，几十年如一日。只在22年11月的一天，临近晚下班，我接到母亲同事打来的电话，母亲在厂里不慎跌倒，左膝盖受伤。闻此坏消息，我心急如焚，忙骑着电动车去往厂里，不远几分钟就到了。母亲已经坐在老板的汽车里，我上了车，见到母亲痛苦的样子，强忍着眼泪，安慰着母亲。老板娘也在车上，本要去姜堰的，无奈封路了，改去东台中医院，更近一点，且医院有熟人。 到了医院，先找来轮椅，一起把我母亲弄下车，受伤的左腿完全动不了，稍微一动钻心的疼。在门诊大楼前，我们被拦住了，要三天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幸亏我在镇里做过了，待母亲检测通过，老板娘打电话联系了她的熟人，骨伤科的一个主任。主任来了简单的检查一下，说先拍个CT再看，片子出来后再入院。 等了半小时左右，拿到片子显示左膝膑骨粉碎性骨折，终于住进了九楼的病房。由于是晚上，只有一个值班的王医生，他进来后看了我母亲的受伤部位，通知护士输液消炎。我才看到母亲左膝处红肿淤青，不动它也不是很疼。当晚我留下陪护（受疫情防控需要，只能一个人），水挂好后已经半夜，我也没怎么睡。家里开了个小作坊，就夫妻俩做，因手里有订单，不能久待医院，便找了个全天候的护工照应。护工是个阿姨，人挺好的，我也放心的回去了，留了电话。 三天后母亲的腿消肿了，医院安排手术。我跟一名医院的护工，将母亲抬上手推的病床，一直进去手术室，我在门外等。门口已经聚了一些病人家属，都在安静地等待着。我心里还是担心的，坐立难安，因为就我一人，医院有规定。好在两个小时后，母亲手术顺利完成，在左膝膑骨处植入两根钢针，再用钢丝倒8字固定。前前后后住了十几天，恢复不错，可以出院了。我和儿子去 接的，儿子开车。到家后一段时间拄拐，渐渐地不用拐也能上厕所，厕所在家院子西南，不远。 母亲在家足足休养了十三个月，到第二年年底去医院再手术，取出植入的东西。母亲始终是闲不住的，吵着要去上班做钱，我们当然是反对的，毕竟73岁年纪大了，而且受伤的腿总归没以前利索。但母亲在家觉得无聊，又帮不了我们小作坊的忙，实在拗不过，随她去了。好在她在人家小厂里，不是一直忙，淡季就息，这样母亲做做息息，身体也能吃得消。 我在职中读书的三年，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。家人省吃俭用，甚至借钱凑的学费，我却任意的挥霍自己的青春年华，学习不认真，其他的却化费精力。我始终热爱“爬格子”，虽跌跌撞撞，然初心未改。当有一两篇小文发表报端，虽稿费二十几元微不足道，也让沉寂的心泛起涟漪。我也曾在94年的8月1号，到北京参加颁奖典礼。那次来自全国各地两百多人，因文学之缘匆匆相聚，又匆匆分离。长城脚下，香山公园、颐和园里留下一路的欢笑。我还买了几个用香山红叶包塑做成的纪念品，回去送给了同学，还有一个寄给了暗恋的女孩。她是我父亲战友的大女儿，名叫云， 挺素净的女孩，只是一番相思如云散，红尘过客终不见。 我们这一届农机班，应该是历年来人数最少的，有四个或转校或退学，最后剩了四个，谭班、阿俊、小涛和我。再最后，阿俊也退学了，去上海他父亲的塑料加工厂帮忙。在班上，小涛是学习最用功的，人老实话不多。谭班擅于交际，左右逢源，人缘不错。阿俊个性强，敢做敢当，标志性的“毛胡子”，给人一种帅气的感觉。而我相貌既不出众，又不善言辞，因喜欢文学的缘故，自我高冷。曾经给金融班一女生，写过纸条夹在书本里。本不会知道我是谁，用的别名，但有女生识得我字体，结果传开了，一时成了笑话。那时学校出双入对的学生不少，谭班跟阿俊似乎都有了心仪的女生，而小涛和我心思藏着，没有胆量当面表达的。三十年过去，职中的生活点滴早已 模糊，当年的身影在追忆里远去。 学校大道两旁的梧桐树，落叶纷纷，待到枝繁叶茂，该是离别之时。三人只剩小涛一人备战五月份的对口高考，我和谭班都失去了机会。记得毕业班聚餐的晚上（学校的惯例，师生联欢），大家尽情畅饮，香烟明灭，这一刻没有老师，只有兄长。借用一句，铁打的校园，流水的学生，终归散场，天各一方，离情别绪渲染了夜色茫茫。 7. 学生时代终告一段落，等去兴化三级钳工定级合格拿到证后，学校便发毕业证书了。从学生到工人角色的转换，始于95年的4月。我请在镇上的姑夫帮忙介绍进了一家生产炊具的厂子，当年这家厂在镇上无论规模还是口碑都不错，鼎盛之时数百员工。我进厂时，新建的四层办公大楼刚落成不久，装修气派，楼前假山小桥流水鱼游，处处显得恬静淡雅。顶层四楼设有一处歌舞厅，供员工娱乐，厂里有时举办庆祝活动，歌舞厅便成了排演的地方。大楼里还有一个很大的会议厅，会议报告、颁奖典礼或者文艺演出，均在此进行 行。大楼落成后，厂名也变更了，变成股份有限公司，全体员工都有股份，按股分红。 我先在电烤箱分厂钣金工段学徒，师傅人很好，慢条斯理的，抽烟。于是我隔三差五的买烟，就这样我学会了抽烟，那时只舍得买“驰”或者“板桥”。日子在平淡中流逝，有很多细节已记不起 。钣金工段也分好几个组，各司其职。其中一个组女工多，有个女的叫阿兰，长得好看。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时间长了不免想入非非。奈何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人家早就定亲了，一段一厢情愿的情感终如烟花一瞬。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们农村20出头的姑娘，小伙就该谈婚论嫁了。于是跟我一条巷子的邻居开始热心地为我牵线搭桥，而我也走上一条曲折的相亲之路。然红塔山香烟散去不少，次次不成也许是我看上去老实巴交的，也或者姻缘未到。更深层次想，家庭条件不好，上初中时曾有一段抑郁的过程，虽短却留下蜚短流长。东不成西不就 ，早已心灰意冷，打算打光棍了。 我在镇上的姑妈一直对我家很照顾，对我找对象一事上更是迫切，托人说媒。也是巧了，有一次 我姑妈在外面打麻将，桌上有一个年轻的女的是从金湖嫁到镇上的，据她讲有一本家亲戚，和她同龄，尚未出嫁。姑妈一听来了兴致，想促成这桩美事。于是小房（那个女的），答应下来，先电话联系一下。 之后没过几天，我姑妈小房和她亲戚以及小房老公一起来我家玩，刚见面我才知道原来小房的老公，和我一块读初中的，一届不同班。大家一起坐下来喝茶聊天，也没多久，他们便离去。家人问我印象如何，能不能谈，我说可以。于是后面的事便顺利进行，双方家长见面，从及结婚的事宜。家人也开始把房子重新装修，一切似乎水到渠成，我们在年底腊月十六喜结良缘。厂里的同事也送来贺礼，吃罢喜酒，他们几个在新房里跟着VCD唱歌，好不热闹。 都说成家立业，家成了，何时立业犹未可知。其实我在厂里打工，每个月的工资少得可怜（那个时候，工资普遍不高），因岗位多劳多得，我干活又慢慢吞的，故报酬少于他人，时间长了总是有点郁郁寡欢。几年来，工种换了又换，钣金工 、装配工、电控工，以及新品开发等。默默地，流汗受累，努力的做好手里的工作，也曾为了赶工通宵达旦，受到公司的表扬。 每家厂要生存发展，离不开产品的质量，销售渠道、新品的研发，售后服务等。公司在太原，乌鲁木齐等设有分厂，以及销售部，销售人员。每到年底，全体员工齐聚公司大礼堂，表彰优秀供销员及公司干部，闪光灯聚焦一份份荣耀。公司还在扬州商城，常年设有产品展示区，我也去过两次。对于一些表现优异的员工，每年都会组织外出参观学习。我也参加了一次，去南京，回来还到玄武湖游览了一番。那次有同事带了相机，留下欢笑的身影。 1997年7月1日，是历史性的时刻，中国香港像是走失多年的孩子，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，当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香港的上空，多少儿女泪湿眼眶！公司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盛举，前几日便筹备一场文艺汇演，主要是唱歌。我也报了名，先准备的一首解晓东的歌《中国娃》，在四楼的歌舞厅试唱了几遍，奈何高音唱不上去，后改唱江涛的《风中的眼睛》，平缓能跟得上节拍。 那天全体员工齐聚大礼堂，公司领导先是致词，后面演唱开始。终于连到我上台，第一次还是有点紧张，开唱后好多了。一个电视朝向我，一个大屏电视朝向台下，其实我是看不清屏幕上的歌词的，完全凭感觉。一曲未了，台下已掌声雷动 。之后又有员工登台献唱，引得掌声阵阵。 5年的打工时光，欢笑与哀愁，感慨良多直到我不得不离开。 （未完待续） 2025.02.18 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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