边城是里下河腹地的一处地名,镶嵌在田土膏良的苏中平原之上。 这片土地的苏醒乃至喧闹,或可推至1600前。《晋书·地理志》等史籍记载,东晋义熙七年(411),偏安于建康的安帝,曾在今天的边城一带侨置建陵县。我们当然不能仅凭清初的地理著作《方舆纪要》中的一句“建陵废县在泰州东北七十里”,就认定今天的边城就是建陵的核心所在,但是,我们把边城一带纳入建陵治所的辐射范围是不无理由的。170年间的人流攘攘、车马嚣嚣,怎不踏碎水网垛田间的沉寂和荒凉?边城这个地名的出现,当在900年之后。颇为固定的表述是:“至正十三年(1353),张士诚部于此构筑土城,辟四门及东西两水关,成为兴化泰州之间的军事要塞,因距泰州边远,故曰‘边城’。”遗憾的是,此说只是来自于一代代人的口口相传,迄今为止,我们并没有发现可作支撑的史料。根据多方面的搜寻,边城这一地名最早出现在《嘉靖惟扬志》中,该书成于嘉靖二十一年(1542),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扬州地方志书。卷八《户口志·储备志》记载:“泰州预备东仓(在秦潼镇),预备西仓(在中村),预备南仓(在十三都坝),预备北仓(在鱼行坝,以上俱洪武二十五年知州陈宗建,今废)。鱼行庄预备仓、姜堰镇预备仓、中村庄预备仓、秦潼镇预备仓、边城庄预备仓(以上五仓巡抚都御史李裕檄同知牟鸿建)。”这里所说的“预备仓”为朱元璋初设,是明代各地为储藏赈济粮所设的粮仓。泰州官府在边城庄设预备仓,足以说明边城庄及周边地区粮食产出较为丰饶,而边城庄定是一处交通便捷之地,且手工业、商贸业均已颇具规模。民国时韩国钧、支伟成整理、编辑的《吴王张士诚载记》中,收录了明代泰州人储洵的一首诗:“鼓角芜城寂,牛羊邸垄残。风帘出疏木,篱犬吠晨寒。坐饮田父酒,何如车马繁。”诗题为《边城村市》,题下有10字小注:“边城军汊皆张士诚故迹”。这位储洵是一代廉吏储巏之侄,正德六年(1511)进士,他无疑到过边城,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并非虚妄。他的这首诗起码可以提供三点信息:其一,张士诚的队伍确实屯驻过边城,并且曾经开挖河汊用于军事;其二,边城的商贸交易较为繁盛,已形成稳定的集市;其三,鼓角消逝后的边城显得荒寂,但简朴的田园生活依然让人流连。时至今日,依然生活在边城村的腾马或已经走出腾马的数十位储姓人士,都与储巏、储洵有着血脉之亲,此说有家乘可证。从明代至民国,边城庄由人烟渐稠走向商贸重镇。“洪武赶散”后,先是顾氏家族落户边城,在庄东建起占地7000平方米的建筑群,联排的民居间以5条南北走向的小巷相隔,此处风格、规制在里下河地区绝无仅有,一直以“顾五巷”传名遐迩;原已移居兴化荻垛的周氏家族,本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后裔,其中一支也迁至边城,在庄南建起前后两进大宅,一直行医为业,至今仍有传人。这两大家族在边城的定居、繁衍,最直接的效应就是活旺了一方人气。其后,边城的社会运行生态得以丰富和提升。比如,清明节撑船到“高坟头”洒水饭,形成独特的会船习俗;比如,守节35年的张孙氏受朝廷表彰册封,为其建贞节牌坊;比如,兴建都天庙,每年举办两次庙会以祀张士诚;比如,民间自筹款项,先后建成复兴庙、静修庵、报恩庵、东宁寺等宗教场所……边城人因为生产、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,创造了日臻成熟的商业形态。清末民初,边城东周街、南街、北街、当铺巷、小河北等处有大小店铺、商行及手工作坊200余家。无锡有多家棉纺厂在此设点收购棉花,环庄四周的河流里常年泊满外地来的棉花船、粮船。市廛喧闹的边城不断与农耕疏离,自然就成为里下河地区的重要集镇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边城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天地。由于公私合营的全面推进,行政区划的几经变更,水路交通的部分调整,边城商贸规模大幅度萎缩。但是,边城的商品集散及流通的基本盘并没有瓦解,邻镇茅山、叶甸、顾庄的居民依然把边城作为购买生产和生活用品的首选之地。更为幸运的是,那一幢幢历经数百年风雨的旧时民居还在,那一段段商海沉浮的前代故事还在,那一幅幅闲适慢调的生活形态还在。边城的大街上、店铺里、门楣间,总是弥散着一种幽幽的贵气。从新中国诞生到边城镇被撤并的50年间,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,边城人民创造了许许多多领先全市的业绩,最值得称道的有三个方面:第一,文化活动的弦歌不绝。“文革”之前,边城的文化人一直配合形势,编排各种节目。连续不断的创作、演出活动推动了边城大会堂的建成,也带动了城南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建立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边城一带率先恢复了会船活动,《扬州日报》曾作专题报道;城南村成立了农民文化技术学校,把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科技作为日常工作;几位民间书画家组织了首届书画展,在兴化市开创了乡镇书画展的先例。1991年,在原城南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基础上成立边城杨柳青农民艺术团,该团及其成员在兴化市、泰州市、江苏省的演出比赛中多次获得大奖,曾搜集、复活了古曲《苍龙出来了》。边城杨柳青农民艺术团每年参加送戏下乡近100场,2013年被省广电总台评为“优秀诚信艺术团”。第二,学校教育的杏坛闹春。边城小学诞生于全国解放的凯歌声中,规模不断扩大。1960年边城成立农业中学,“文革”中的边城初中办起高中班。上世纪80年代后,边城中心小学、边城中心初中主要承担现边城村的义务教育任务。上世纪90年代,堪称边城教育的辉煌期:边城中心小学的少先队工作在县级以上的比赛中屡获大奖,成为兴化市的一个品牌;边城中心初中教学质量一直在高位运行,中考成绩连年名列兴化市前茅。在边城镇被撤并之后,边城的教育人依然在砥砺争先,在2005年,硬是把边城小学推进“江苏省实验小学”的阵列。第三,乡镇工业的白龙腾飞。边城乡镇工业的亮点是轻纺织业,轻纺织业的起点是1970年创建的兴化市第二织布厂。改革开放后,边城人牢牢抓住延伸产业链的机遇。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,边城镇已形成轻纺工业“一条龙”。这条“白龙”就盘旋在现边城村的地盘上,城南村有二布厂,城西村有轧花厂、纱厂,城北村是棉绒厂。1995年,边城镇的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亿元大关。那些年,数以千计的工人日日夜夜穿梭于大街小巷,进出于工厂大门,给古镇带来了勃勃生机。边城人的崇文意识、重教品格、经商思维中,正蕴涵着古镇特有的贵气。新世纪的阳光如期而至,人类站立成瞻望远方、遐想未来的坚定姿态。当时的中国,正大踏步融入全球化的滚滚浪潮,经济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,各项改革措施也在不断落地生根。正是以此作为背景,一项行政区划的百年之变悄然来临。就在几天的时间内,边城镇被撤并到周庄镇的消息,便由口头传闻变为红头文件。边城人当然能够理解,从全面的、长久的发展维度来看,乡镇撤并有利于减少政府的管理成本,有利于生产要素的相对集中,有利于经济、社会建设项目的规模化效益。但“身在此山中”的边城人一时间并不能想通:一顶撤并的“帽子”,为什么偏偏就落到了边城镇的头上?失落、不满、愤懑的民间情绪在潜滋暗长,并迅速扩散开来。汹涌的民意无以排解,终于演化为一场公开表达。起先,数百名边城各界人士自发前往泰州。他们徒步几十里路,把醒目的横幅口号“还我边城”高高地举在市政府大门前。这种以改变既行决策为结果的诉求当然不会实现,徒步队伍当天即被劝回。接着,边城人又以“人民来信”的形式向各级领导机关呼求“还我边城”。他们的“人民来信”上寄中央领导,下送县级政府,但得到的只能是简单的“收悉”二字,并未留下丝毫可能收回成命的罅隙。最后,边城人只能把“还我边城”的希望寄托在各级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身上。边城籍的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当然有条件与决策者直接对话,他们的议案、提案更显分量。但乡镇撤并毕竟属于高层设计的范畴,那些情真意切的议案、提案根本进不了落实程序。最值得记下的一幕,是边城百姓全力保护条牌的场景。条牌是各级政府及机构特有的标识,其制作、悬挂必须遵守具体规定。那天,有关官员将到边城宣布撤并文件。得此消息,数以百计的边城百姓前往镇政府,他们以为保住边城镇政府的条牌,就可延续镇政府的存在。于是,有人卸下了那块两米多长的条牌,紧紧抱在胸前,众人人则挽手成墙将其围在中间。一场争夺条牌的冲突,颇似戏曲舞台上你来我往、你拉我扯、你进我退。结果当然是毫无悬念,就是条牌被无条件收走。望着落寞的原政府大门,同样落寞的人们黯然离去。乡镇撤并的风波渐至平息,社会上只能传出依稀的喟叹之声。其时,江苏省作协的专业作家、著名文化学者费振钟先生来泰州挂职。他有感于历史曾经存活的乡镇空间正在被瓦解,一直在思考今日之乡镇的何去何从。他对家乡兴化的八个乡镇进行近距离的考察,其中以边城作为被撤并乡镇的标本。对整个事件中种种民间力量的聚合和显露,费振钟谓之“抵抗”。在费振钟看来,消费主义和经济考量至上,乡镇社会的转型正在加剧,边城镇的撤并无可挽回,整个乡镇社会的解体都是一种趋势。对于边城的所见所闻,使他心生忧惧:在城市化、工业化的滚滚硝烟中,乡镇社会重建的信心和路径究竟在何方?关于边城的考察文章,发表于北京的大型文学刊物《十月》。正是以此文为标志,乡镇撤并以及由此引发的风波成为全国范围内公开的话题。颇有意味的是,《十月》杂志的编辑把费振钟文章的题目改为《边城故事》。多少年以后,边城的这段历史也许堪称故事。是的,一段编织进祖辈命运的故事。边城作为乡镇治所的历史戛然而止,这也许就是边城的宿命。在不久之后的村庄几次合并后,城东、城南、城西、城北、腾马、刘家,组成了现在的边城村,加之边城居委会,边城已然是个较大的村居群落,人口6000有余。这个处于尴尬状态下的老集镇所在地的村居,一直在努力探索费振钟提出的问题:如何在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中寻求新时代的生机?这已不能被视为对被撤并的命运的继续“抵抗”,而应该被看作对未来生活的重新建构。一方面,边城作为基层政府的管理功能已经不复存在,由集镇而村庄的滑落,正以人们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:原来的办公用房露出了一副空洞的面孔,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停下来脚步;居民的流出成为一种趋势,中小学学生人数急剧下降;民房的空置率上升,房地产开发项目一夜归零;农贸市场上人气消减,对周边村庄的辐射力大为下降……种种变化以一种不留情面的方式,向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昭示:繁华已经落幕,荒疏正在来临。另一方面,在政府职能转移之后,边城行政村和边城居委会露出了乡土社会的本真模样,成为一个传统文化密集之所。那一条条幽深、静谧的旧巷,总似在诉说着幽幽往事;那一幢幢深沉、斑驳的老宅,小脚奶奶的诵经声仿佛没有散尽;那一声声苍凉、激昂的丝竹演奏,传扬着对英雄的缅怀与敬仰;那一种种祖传、独特的传统美食,曾经在人们的味蕾上洇下深深的记忆;那一阵阵银器制作的敲打,又曾经让多少天成眷侣喜上心尖……时间的尘埃里,边城尚存有3处兴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、3处待定不可移动文物、14处历史建筑和众多传统风貌建筑。在一个行政村庄中,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,足以使其赢得更多的注目,也足以使村民形成高度的身份自信。这正是边城响当当的家底,让其有理由继续灿烂在生活的图景里,让其有底气继续昂然于时代的进程中,让其有活力继续摇曳在人们的思念里。边城的幸运不仅仅在于她是一座历史文化的富矿,更在于这里有着众多的探索者、发掘者、冶炼者。他们或矻矻穷年,搜寻着每寸土地上的历史陈迹;或慷慨解囊,为古旧建筑的修葺添砖加瓦;或殚精竭虑,让逝去的英雄魂兮归来;或甘于奉献,默默守护着残破的青砖黛瓦……这些人生长于斯,劬劳于斯,歌哭于斯,也愿意终老于斯。边城,是他们的衣胞之地,是他们的精神家园,是他们的灵魂故里。他们祭起的文化法宝,终于让边城踏上了改命之旅:2020年9月,边城村获批江苏省第二批传统村落;2023年12月,边城村成为泰州市唯一的省历史文化名村;2024年边城村被确定为省“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”。如今的边城,无疑是兴化版图上一个闪亮的历史符号,一个闪亮的文化符号,一个闪亮的文明符号。这种光亮尽管算不上璀璨耀眼,但恰如张士诚塑像上空眨眼的星星,恰如顾五巷里提着灯笼的流萤,恰如周氏老宅里阑珊的灯火,是先辈们的温柔的手臂、爱怜的目光,正一声声召唤天下游子:故园新美胡不归!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在《乡村建设理论》中指出:“乡村建设,实非建设乡村,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。”边城的可持续发展,不能止步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。文化的产业化,并以其多重功能和带动作用,多维度契合乡村振兴的战略总要求,尚有漫长的道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。如何让文化助力产业兴旺,促进生态宜居,推进有效治理,最终实现共同富裕,乃是古老边城不断加更的考卷。做好这张凝聚着数百年前好汉们殷殷遗愿的考卷,才是边城父老乡亲们永远不变的希冀。乡村的振兴和文化的升值,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良性关系。我们应该感到欣慰的是,边城故事还在继续演绎,而且渐入佳境,越来越显精彩。那些执着的、痴情的乡土守望者,正在创造被撤并乡镇重申文化力量的新范本,正在创造现代化背景下重建乡镇社会的新范本,正在创造以自治模式建设农村文明的新范本。边城终将以勃发的新气象,赢得关于自身命运的充分解释权。 原题:《边城志》概述 来源:古镇周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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