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甥要结婚,大舅是必须要到场的。大舅享受着众亲中最高的礼数,舅舅一高兴,喜事肯定是喜事,舅舅不高兴,弄不好就坏事。 上世纪末前,兴化乡下小伙结婚,前后请客一共三天,第一晚待媒,第二天中午请舅,下午新娘进洞房,晚上陪招客。倘若桌子多,正屋里最多能放四桌,东北最大,西北次之,东南第三,西南老幺。各个席口,各就各位。舅舅、姑爸、姨父、媒人、本家、老表、大队干部等等一般都安排在主家就席,哪怕你房子再小再差,这是老规矩了。那时候是八仙桌,上岗子、下岗子是分得很清的,有专人支客,有专人斟酒,有专门跑厨,主人没空坐桌子,两眼滴溜溜地转,浑身都是心思,人在桌缝间巡视,甚怕出个差错。往往越是讲礼越容易失礼;主家越穷,手长衣短,也就越糊涂;亲戚间处得不贴己,一点待不住就会出来挑刺。最怕的是舅舅之间有矛盾,有气出在外甥的席上,拉劝的雾里看花,那时候有礼也说不清。
我记得邻家朱二小是大年初六结的婚。半朽的窗子在上年腊月里刷了红漆,现在又蒙上红纸,朱二小穿着中山装,昨天的青涩小伙一下子变成半生不熟的男人。堂屋已用石灰水粉过,汽油灯挂在二梁上,破旧的大门上请老先生写着“芝兰竞秀,琴瑟和鸣”的大红对联。家长柜上红蜡烛已亮起来,芭斗里六十六个大团点了又点。搀妈奶奶在挂着红帘布的新房里忙进忙出,跟主家妈妈要着装纸筒的炒米。我们激动地闲着,两眼放光,手足无措,就象是看着一场包吃包喝的电影。
傍晚时分,大舅还没过来。做姐夫的已到路头望过几次。远远地地头有两个人走近,约摸着是大舅和舅母。右膀子夹着亮匾,舅母跟着拎着竹络子。姐夫迎上去不断寒喧,大舅有一句没一句地还着礼。做舅舅的应该保持住这种表情包。大舅被家中长辈请到上岗子喝茶,全屋的人向各个角落让开。桌中央放着果子、云片糕、一碟子红糖,大舅手捧汤圆热烫烫地?一口,左手间的飞马烟把个食指洇得焦黄,做亲戚的高兴劲已经上来了。于是主家心里逸当,顺势跃给大舅一包上海大前门的好烟,大舅半推半就地放在怀前,前客让后客,大舅挪到隔壁桌上继续喝茶抽烟。
院中的梨树已在暮色中模糊,堂屋中的汽油灯越加亮堂。跑厨的已经在一五一十地点洒盅、汤勺、竹筷。两位长者在交头结耳商量着如何挂亮匾,手中裁着红纸,然后按称呼贴上上款和下款:“舅父大人来贺,贤甥结婚之喜”。挂亮匾是一门学问,就象是机关开大会坐主席台,谁坐在谁的左右手是乱不得的。亮匾必须挂在堂屋的北墙最上方,实在排不下,可以向东西墙对称延伸。外公一般不送亮匾,有点退居二线的意思。所以大舅、二舅,乃至三舅便是当朝的大爷。大舅的亮匾居中,二舅、三舅的一左一右,然后才是姑爸、姨父诸色人等。
亮匾已陆续挂好,一派喜洋洋的气氛。大舅的亮匾虽然居中,但由于身量过少,又放在当中,从客厅向上一望,就象个山谷凹在下面,形成两头高,中间低,实在大煞风景。当场有人建议将二舅的亮匾对调一下,一调,明显好看多了,可大舅的脸色不好看了。大舅猛抽一口烟,再猛抽一口,斜摔到桌下,又用右脚狠踩几下,扑扑衣袖的烟灰,铁青着脸,身子已有点站不稳,急急地起身出门。酒席将开,人影绰绰。主家公瞄见大舅子出门,以为是饭前的轻松,并不在意。各色人等,朱洪武扫地各就各位。只见东北一桌最大的上岗子空着,黑压压的一屋子人,这位置空着象一张脸蛋上的割牙般地难看。大舅不在,主角不登场,这戏没法演了。主人象热锅上的蚂蚁!主人问坐在东南房门口的大舅母,大舅母手一舞,示意大家先吃,少他一个没得事,音调里已明显透着几份怨气。主人内心如焚,表面沉着,从空位置顺着家长柜向墙上一望,就象一位老中医把到了命脉,一把拖住挂亮匾的先生,就耳嘀咕一下,一边吩咐人调亮匾,一边循路找上大舅。
大舅已经气得不行,大前门已抽掉一半。嘴上还叨着一支,双鼻孔一鼓一鼓地,并不作声。姐夫很老练,并不提挂错亮匾的事,只是祷告着:一个照应不到,就出岔子,好在姐舅们不计较。大舅斜望姐夫一眼,就象领导听着部下的忏悔,并且听出了诚恳,也不好意思说破,嘟掉嘴上的烟嘴,顺势回了头。
大舅先在门外瞥见亮匾已复位,视而不见,径直走向自己的位置,嘴上说着“大家不等,大家先吃!”不动声色地等眷斟酒,喜气渐渐从大舅身边弥漫开来,劝酒声、碗筷声、尖叫声,一屋子的热气腾腾。主人在人行道上点上一支烟,弹掉衣角的灰,大声喊着“多吃盅,多吃盅!”
已亥三月初六 徐国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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